2539项专利许可，累计收益超21亿美元，斯坦福大学如何进行科研成果转化？

1885年成立至今，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走出过83位诺贝尔奖得主，位列世界第七；27位图灵奖得主，位列世界第一；8位菲尔兹奖得主，位列世界第九。

斯坦福大学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斯坦福获得847项发明技术许可收入，总计约1.14亿美元。其中有84件发明收益超过10万美元，10件发明收益超过100万美元。

2017年，Milken Institute推出《技术转化最佳大学（The Best University for Technology Transfer）》报告，报告中对全美大学技术转化与商业化综合指数进行排名。在对专利、License授权、License收入和初创企业进行评分后，斯坦福大学综合排名第五名。

斯坦福大学一直是科研成果转化的先行者，它促进了加州北部硅谷和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全美乃至全球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提供了典范。

斯坦福大学始建于1885年，由时任加州参议员及州长的铁路大亨Leland Stanford和他的妻子Jane Stanford创办。为了纪念因伤寒去世的儿子，他们决定捐钱成立以儿子命名的大学，并把自己8180英亩用来培训优种赛马的农场拿出来作为学校的校园。

学校广阔的土地面积为众多研究所和实验室的创新发现提供了空间。1956年，西半球首次使用直线加速器治疗癌症；1964年，研制出首台婴儿睡眠呼吸暂停监测仪；1967年，首次用试管法合成生物活性DNA；1981年，完成世界上首例人体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1988年，最早发现、分离和纯化造血干细胞并成功用于癌的细胞移植治疗；1997年，首次完成体内基因的光学成像；以及其他多次医学领域的重大突破，都源于斯坦福大学。

1951年，斯坦福工程学院院长Frederick Terman决定在学校创办产业园区，将一千英亩土地以极低廉的租金长期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校友设立公司，也为学生提供各种研究项目和实习机会。工业园区内科技企业不断入驻，又不断地向外发展扩张，形成了早期的硅谷。在此之后，斯坦福大学的校友和教职员工创立、建立或领导了数千家企业，包括世界上知名的公司：谷歌、耐克、思科、惠普、嘉信理财、雅虎!、Gap、VMware、IDEO、Netflix和特斯拉等。

斯坦福产业园的成立和发展也促成了实验室技术向产业的转移。1970年，斯坦福首创了大学内部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以下简称OTL）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OTL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核心使命：帮助把科技进步转化为有形产品造福社会，同时也为发明人和校方带来收入回报以支持进一步的研究。

斯坦福大学的创建正逢美国产业革命和高等教育改革之时，它的办学理念始终显示着务实、创业的精神。斯坦福的校训是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这句话源于16世纪德国人类学家Ulrich von Hutten，中文译为“自由之风劲吹”，代表着建校130多年来，学校一直鼓励自由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也影响了一代代的斯坦福师生。

1980年，美国颁布《贝多法案》，正式将发明的所有权归属到研究机构，用商业化利益直接刺激专利技术的商业化过程。《贝多法案》被认为是美国科研转化史上的分水岭。在该法案制定之前，政府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由政府拥有，科研成果转换乏力，许多成果被闲置。该法案将知识产权收益“一分为三”：1/3归学校或公司，1/3归研发团队，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极大地激发了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的热情。

在法案颁布10年前，斯坦福大学就已开始布局科研转化事业。1970年，斯坦福大学首创在学校内部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推动大学研究工作与技术转移之间的良性循环。

斯坦福大学有一句名言：永远不要让教授坐到谈判桌前。为什么不让教授坐到谈判桌前？因为技术一旦产生，其价值评估、技术转化、专利许可等一系列工作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需要高水准的专业人士接续完成，而教授应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应该把精力花在谈判桌上。

OTL聘请了专利技术经纪人，负责一项专利技术从披露到转化的全过程，专利申请则由律师事务所来处理。其运作方式一般包括以下5个工作环节：

一、披露。发明人向OTL提交申请材料，包括发明和技术披露表，OTL指定技术经理负责审查和了解其市场潜力。

二、评估。OTL根据现有材料评估决定是否申请专利。

三、营销。制定授权策略并征集可能对此感兴趣的公司。新设企业或对现有企业进行筛选以保证专利许可效果，企业需具备使该项发明商业化的基本条件。

四、谈判。进行专利许可谈判，签订专利许可协议。为避免利益冲突，学校规定发明人不能参加OTL与企业之间的专利许可谈判，谈判由技术经理全权代表学校。

五、分配。对专利许可持续跟踪，确保许可收入及时收取并进行正确分配。将收取的现金专利费或股份按比例分配给发明人所在部门、学校以及发明人自己。

斯坦福大学OTL工作流程

斯坦福大学OTL的科研转化有一个著名的案例。1973年3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Stanley Cohen教授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Herbert Boyer教授联合发明了后来被冠名为“Cohen-Boyer基因间接法”的重组DNA技术。OTL对该技术采用非独占许可的模式，许可给不同产业领域的468家企业。该技术累计为斯坦福大学带来2.54亿美元的收入。在专利有效期内，被许可人开发的重组DNA产品产生了超过300亿美元的销售额；共产出2442种产品，从1991年开始每年平均有400多种新产品被带入市场，其中包括治疗糖尿病的合成胰岛素、治疗心脏病的溶栓剂、治疗未完全发育儿童的生长激素以及治疗艾滋病、贫血症、癌症等疾病的多种药物，推动了医学的发展进程。

OTL促进了斯坦福科研成果的转化，将科学技术转化为有形产品，而转化所得收入用于支持本校教学研究工作，从而形成大学研究工作与技术转移之间的良性循环。

斯坦福大学财报数据显示，自OTL成立的半个世纪以来，斯坦福大学共获得2539项发明技术的许可收入，技术许可收益累计超21亿美元。其中575件发明带来的收益超过10万美元，575件发明中的103件发明带来的收益超过100万美元。其中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斯坦福大学从847项技术中获得了1.14亿美元的专利费总收入。其中84项发明带来的收益超过10万美元，10项带来的收益超过100万美元。

2001-2020斯坦福技术转化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斯坦福大学OTL年报

2002年，斯坦福大学Paul Yock教授创立了斯坦福大学Biodesign创新中心，利用硅谷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创新文化开展医疗科技创新，并将其创新实践体系化地以课程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医疗创新者。

Biodesign的核心思想是：对需求进行透彻的分析才是创新的DNA，需要多元化的研究小组成员，以临床需求为核心，进行研发创新。Biodesign将医疗技术创新分为Must-Have与Nice-to-Have。Must-Have主要包括定点设置、准确度、价格低廉以及使用便捷；Nice-to-Have主要包括作用速率快、体积小、成分可降解及使用简便。

成立20年以来，Biodesign每年专注培养10名左右顶尖创新人才，目前已总共培养出不同国家医疗科技领域200多名顶尖创新人才，这些人才针对不同国家不同临床需求创立了不同的重大创新项目并提出解决方案，实现创新的落地。

迄今为止，Biodesign学员及其校友基金已成功帮助创立了51家医疗健康科技公司，获益病人超过340万，提供了960个以上工作岗位，筹集逾7.079亿美元的资金。

Biodesign孵化的医疗健康科技公司矩阵

Biodesign医疗科技创新流程是由发现问题到发明技术再到发挥作用创造价值的创新流程，为医疗科技领域的创新者提供了清晰的创新创业指南。Biodesign 提出的创新流程主要可以总结为“3i创新流程”，分别为：

一、identify：发现。通过观察、收集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根据关键临床、利益相关者和市场特点等信息，筛选并确定有前景的几项。需求发现包括：开发战略重点、需求探索、建立需求报告。需求筛选包括：疾病状态基础、研究已有的方案、利益相关者分析、市场分析、需求选择。

二、invent：发明。为一个或多个确定的需求设计解决方案，这一阶段的成果将会形成概念，并为实施这一概念进行战略规划，目的是将发明引入病患护理。概念产生包括概念构思和初步方案。概念选择要求对医疗技术创新之路的规则有深入了解，包括知识产权基础、法规基础、医保基础、商业模式、探索与测试、最终方案选择。

三、implement：发展。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开发和整合核心战略，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推出新业务或新项目。发展阶段的关键主题包括战略发展和商业计划。战略发展需要平衡考虑知识产权、医保、监管和商业模式，以及一系列的上层和交叉策略，这些策略更深入的专注于以下关键领域：知识产权与进行中的研发和临床计划相结合；法规战略，包括质量管理；医保战略；基本的业务障碍和解决方法——市场营销、销售和分销；合并所有资产，培养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商业计划包括运营计划和财务模型、战略整合与沟通、融资渠道、其他路径。

Biodesign医疗科技创新流程  图源：斯坦福大学Biodesign中心官网

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也专门成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负责高校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工作。比如：清华大学组建了包括技术转移专员、知识产权专员、合规风控专员及综合保障人员的技术转移队伍；南京理工大学通过市场化手段建设职业技术经理人队伍，提供“一站式”服务；江苏大学组建了一支百余人的技术经理人队伍，采取“三诊模式”开展成果转化服务。

在医疗科研成果转化方面，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发起并设立了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GHIC），旨在对接全球医疗创新技术与资源，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帮助医疗器械、诊断和服务等创新技术的有效落地发展，为早中期项目提供全方位支撑医疗器械孵化的平台。

GHIC建立了一套从技术到转移转化的运行体系，通过“公共实验平台+企业技术平台”的方式，实现了医疗器械创业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为其产业孵化拓展了更为广泛的应用空间，从而形成了开放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医疗器械专业孵化生态。截止目前，GHIC平台支持的企业有图湃、超目、富伯、未磁、华卫恒源等高精尖在孵企业20余家。GHIC还建设了有独立科研场所和满足医疗器械项目孵化需求的实验环境，先后成立多个行业实验室、通用技术实验室、检测支撑平台以及不同大小的超净间(万级) 实验平台，能够支撑数十家医疗创新企业完成从研发、实验、测试到证照政策的全产业链条孵化平台。

2019年，北大医学院发起并正式启动了北大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中心（简称北大医学科创中心），旨在探索医学高校与社会各界协同发展的新领域、新模式和新机制，为全国的医学院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平台。

北大医学科创中心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建立了医药大健康领域“科转+双创”的精准加速转化平台，提供一站式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主要业务包括专利服务、项目展示、人才培养、精准对接、双创服务以及品牌推广。目前该中心建设了科创中心项目数据库，面向医学“双一流”建设征集项目成果。并建立了科创中心专家智库，整合多领域专家资源，组建全国“医学+X”科技创新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家团队。通过对征集到的项目成果采取多层级项目筛选机制，遴选成熟度高、潜力大、产业化路径清晰的优质项目，以降低投资风险。

可以看到，高校越来越重视医疗科研成果转化。高校拥有知识水平高、数量庞大的科研人员队伍，是科研创新的重要基地。但实际上在科研成果转化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许多问题，如：如何评估一项技术是否具有商业前景？一项技术到底要不要申请专利？与企业如何合作、如何谈判等等。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截至2019年底，我国“双一流”大学拥有的发明专利超过25万件，其中浙江大学、清华大学都超过了2万件。而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数据，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约10.7%，相比上年的8.1%略有上升，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三大技术转让方式比例分别为专利许可4.4%、转让3.6%、技术入股2.7%。高校产业化率仅有3.0%，远低于企业的46.0%。

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沈文京处长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我国高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尚不健全，缺少一种跟国际接轨的技术转移支撑机制和服务能力。我们国家也有一些高校建立了技术转移机构，但人员结构、知识背景以及组织能力目前尚不能完全承担为高校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的重任。

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创新体系中进行科研创新及成果转化的典范，OTL在斯坦福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将其转化经验归结为以下五点：

一是容忍失败，鼓励自由探索、大胆创新的氛围。斯坦福大学长期以来非常重视创新创业，有非常好的创新创业的环境，有鼓励大胆创新、自由探索的氛围和容忍失败的多元文化。

二是专业性强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团队。价值评估人员针对发明进行价值评估，并制订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与转让方面的法律服务；技术许可人员拥有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或其他高科技专业背景和商业经验。此外，OTL在财务、人事等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使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三是创新的收益分配机制。斯坦福大学将科研成果转化收益的15％分配给OTL，另外剩下的85%则为专利许可净收入。前者用于OTL的转化奖励，以及进行专利申请、专利保护等需要实际支出的费用，后者由发明人（团队）、所在院、系各自分得余下的1/3。

四是“硅谷”科技园区推动产学研结合。将科研力量雄厚的大学和高科技企业联合起来，科技园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条件，会吸引和推动科研人员携带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或自己创办企业，推动产学研结合、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商业化。

五是科技成果自主处置权。在斯坦福大学，评判一个技术是否应该由OTL来转化的主要依据是斯坦福知识产权政策。这个评判标准为：利用学校资源只是偶发性的，不需要进行技术许可。若超过偶发性地利用了校园资源，技术的所有权归校方，需要进行技术许可。美国政府的管理和约束很少，给予大学对科技成果足够的自主处置权。

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离不开科研人员，更离不开科研管理部门，但最离不开好的体制机制。我们或许可以借鉴斯坦福大学的经验，以期破解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难题。